1908年，梁启超子女于日本横滨双涛园。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天生聪慧，一举中第成 “岭南才子”！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梁启超天生聪慧，从小就十分喜欢读书，在他还只是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写文章，梁启超的年纪到了九岁，他就已经可以背诵千字文。1886年参加考试，一举成为秀才，之后又参加殿试，一举中第被人们誉为 “岭南才子”。

　　在1890年，梁启超在同学陈少秋的的引荐之下，认识了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康有为。从此以后，梁启超虚心向康有为学习。不论是在文学上，还是思想上，都与康有为十分的相似。由于梁启超的能力很强，最终成为了康有为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虽是康有为的学生、信徒、助手，但他们还是分道扬镳了；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他拥护过袁世凯，也反对过袁世凯。对此，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到日本，但他依然心忧祖国。1911年，梁启超从日本回国，见到当时的中国动荡不定，不愿住在北京，因此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四马路择地建屋，还聘请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形式采用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后梁启超此宅右侧又添置了一座两层的楼房，取名叫“饮冰室”。此名来自《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吾其内热与？”意思是说，现在我早上接受出使之命，晚上就得吃冰，以解心中之焦灼。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之心。

　　梁启超在此定居，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在这里共写了六十余篇著作，如《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

　　受考官赏识，娶了小姐附带丫鬟！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由于他的文章立意新颖，内容丰富，受到当时典试广东的内阁大学士李瑞的赏识而中举，又因此受到李瑞的青睐。于是，李瑞就看上了这个才貌双全的俊朗的小伙子，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于是，李瑞就把自己比梁启超大四岁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梁启超为妻。由于梁启超的家在乡下，所以，他们两个的婚礼就在北京李家举行，由李瑞亲手操办。

　　1918年，梁思永、梁思达、母亲李夫人、梁思庄、梁思成、梁思忠（从右至左）。

　　李蕙仙虽然是在书香门第长大，受到良好的教养，家庭生活也比较优越，但是她也不会因为自己的这些出身而嫌弃梁启超。结婚后的第二年，他们回到梁启超的南方老家，梁启超家也是贫苦家庭，祖父和父亲都靠着教学和耕田来养活一家子的人。由于他的老家在南方，天气气候比较潮湿，李蕙仙在努力适应天气的同时还要克服语言上难以沟通的障碍，但是她从来不曾抱怨过什么，而是尽力的操持着家务。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只身逃亡到日本，李蕙仙和女儿还有他的其他家属都逃亡到澳门。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李蕙仙还克服种种困难替梁启超照顾老人，抚养女儿，梁启超在信中经常表达对她的感激之情。最终，李蕙仙还是因为乳腺癌而去世了。

　　1924年 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梁启超与王桂荃

　　据《革命逸史》所记，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还带来了两名丫环，一个叫阿好，一个叫王来喜，王来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听使唤，不久便被梁家赶出了家门。而王桂荃则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的喜欢，家中事务甚至财政都由她掌管。在她十八岁那年，李蕙仙知道自己得了病快要去世了就做主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丈夫，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还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与对外交流。

　　梁启超曾说过，王桂荃是家里极其重要的人。而且，王桂荃还肩负着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同样她也很支持梁启超的事业，让梁启超在外面打拼自己的事业，自己在家里保持家庭和睦。

　　梁启超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来喜”。只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怀上小儿子思礼，适值临产时，梁启超在写给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称。但是，梁启超所有的孩子对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后来回忆他小时候的一件事时说，有一次他考试成绩不好，李蕙仙气急了，用绑了铁丝的鸡毛掸子抽他。王桂荃吓坏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搂到怀裏，用身子护着他。当时李惠仙还在火头上，收不住手，鸡毛掸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过后，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温和、很朴素的话教育他，让他好好读书。

　　王桂荃非常简朴，但是，对待儿孙亲友们都非常大方。在梁启超去世之后，并没有留下多少的遗产，儿女们大多在读书，是她一个人把他们培养成才，维持着这个家。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1968年，85岁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在一间阴暗的小屋中与世长辞。“文革”后，梁家的子女们，在梁启超与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种下了一棵母亲树，立碑纪念这位培育了数名栋梁之材的平凡母亲。

　　教子有方：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

　　梁启超共有有 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一门三院士”当中的长子梁思成、次子梁思永、五子梁思礼。三人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分别是建筑学家、考古学家以及火箭系统控制专家。

　　长女梁思顺：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顺出生于广东新会，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她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

　　长子梁思成：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8年3月，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结婚照。

　　梁思成和林徽因结婚之际，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你们若在教堂行礼，思成的名字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国习惯叫作“思成·梁启超”，表示你以长子资格继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誉。”

　　林徽因与梁思成

　　他还告诉林徽因：“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

林徽因与女儿梁再冰合影。为了纪念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取名再冰。

　　1928年，长子思成收到五千美金，和一封信。原来是父亲为了帮助思成了解西洋建筑史，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去欧洲考察古建筑，甚至行程都已经为他们安排好。

　　后来思成才知道，那时父亲早已身患肾病，医治许久，家境早已不富裕，实在不得而知父亲是如何筹集这五千美金，又是如何在病床上设计好最妥当的旅行路线。

1924年，梁启超、梁思庄、林徽因，摄于北京长城。（从左至右）

　　梁思成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毕业。1928年回国后，他去了条件十分艰苦的东北大学，并在那里创办了我国北方的第一个建筑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编撰了我国第一部《中国建筑史》，并用英文为外国读者写了一本通俗易懂的《中国建筑史图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辉。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深感国家建筑人才的缺乏，因而着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解放后，他立即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领导并参加了国徽图案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指导整修了怀仁堂。

　　次子梁思永：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但其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东亚考古，曾参加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期间，梁思永曾一度回国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1930年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

1932年，梁思成看望正在殷墟从事发掘工作的弟弟梁思永（左）。一生致力于考古学的次子思永，长年于野外风餐露宿，体力衰弱的他吃尽了苦头。

　　梁思永一生致力于考古事业，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

　　三子梁思忠：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

　　梁思忠从日本回国后不久又到了美国，先后在弗吉尼亚陆军学院和西点军校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毕业回国，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入伍后，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他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抗战中，梁思忠表现相当出色。可惜此后不久，年仅25岁的他却因患腹膜炎服错了药、贻误了治疗时机而去世。

　　次女梁思庄：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思庄在一次考试中得了十六名，她非常难过。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1927年，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著名的麦基尔大学。梁启超考虑到现代生物学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空白，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希望她学这门专业。思庄遵从了父亲的意愿，但后来发现，自己对生物学实在不感兴趣，她十分苦恼，向大哥思成抱怨。梁启超知道后，特别后悔，怪罪自己当初没有考虑孩子的喜好而错误引导。赶紧写信给思庄，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询问思庄的兴趣。思庄最终选择了图书馆学，还成为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

　　四子梁思达：著名的经济学家

　　1935年，梁思达从南开大学经济系毕业，随即考上该校的硕士研究生，并于1937年取得硕士学位。他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抗战期间曾在重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和中国银行长沙支行任职，1949年调北京国务院外资企业局（后改为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秘书处，后在调研处任统计科科长，兼做内部资料的编辑工作。他曾经参加中国科学院经济所《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并于1965年主编了《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一书。

　　三女梁思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梁思懿于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学医。后来，为了参加革命，她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自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曾任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是燕大学生领袖，为“燕京三杰”之一。1949年，先后任齐鲁大学女部主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后调至北京任中国红十字会国际联络部副部长、顾问，长期从事对外友好联络工作，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议。她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四女梁思宁：光荣的革命军人

　　梁思宁生于上海，早年曾就读于南开大学。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她被迫失学。1940年，在三姐梁思懿的影响下，梁思宁投奔了新四军，在新四军 123支队司令部工作，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梁思成说：“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陈毅元帅所说的梁启超的女儿即梁思宁。1948年，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梁思宁被开除党籍，自此蒙冤35载，一直到1983年才恢复党籍。离休后，梁思宁一直住在济南某部队干休所内。

　　五子梁思礼：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礼出生于北京，1941年随三姐思懿赴美留学，在普渡大学电机工程系主修无线电，后又学了自动控制。随后又获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49年10月1日回国，先后领导和参加了多种导弹和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研制试验。他是我国自行设计并于1964年实验成功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的控制系统负责人之一，还是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的远程液体火箭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控制系统研制工作的负责人。

1910年，梁启超抱着三岁的思忠（右）和两岁的思庄。

　　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梁启超曾在给儿女们的信里这样说：“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1906年，梁思顺、梁思永、梁启超、梁思成（从右至左）

　　梁启超一生给子女写了400多封家书，总计百万字，与《曾国藩家书》《傅雷家书》并称三大家教典范。他在家书中提到一点：“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54岁梁启超写字时的留影

　　这些家书前后持续十五年，少则每年几封，多则几十封，有的只有寥寥十几字，仅为报平安或交代家事，有的则长达几千字，或纵论时事，或畅谈家事，又或与子女谈心聊天。家书的写作时间有的是深夜两三点钟，有的则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时间，梁启超总会跟孩子们“唠叨”上几句。无一例外地，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父亲浓浓的爱意，其情之真、其爱之切。

　　梁启超趣闻轶事

　　麻将发烧友 发明五人麻将玩法

　　梁启超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在工作之余，他还是一个大力提倡趣味主义人生观的娱乐“发烧友”，尤其对玩麻将，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1919年的一天，几个学界的朋友邀梁启超去做演讲。梁启超表示不能前去，朋友问他：“如何不行？”他一本正经地回答：“你们说的那个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朋友误以为他要辅导学生，便说：“辅导之事晚一点也无妨。”梁启超哈哈大笑：“错了错了，我指的这‘四人功课’，乃四人上桌打麻将！”说着，还做出一个抓牌打牌的动作，引得在场的一干人哄堂大笑。为了打麻将推掉演讲，可见麻将对梁启超吸引力之大。

饮冰室棋牌桌

　　不过，有时有人请他做演讲，他还是会爽快答应的，但在演讲之前，都要先玩几圈麻将。有人问起其中的缘由，他振振有词：“予正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而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说来也怪，每次从牌桌上走下来，登上演讲台，梁启超都是旁征博引，妙语连珠，不得不让人钦佩他的演讲灵感来自牌桌的滋润。

　　据梁启超的朋友严范孙回忆，梁启超还曾发明过五人与三人麻将玩法。

　　一次梁启超去朋友家玩麻将，四人正准备开局时，又来了一位访客，而此君也是他们圈中的雀友。这种情况下，多半是主人主动退出，让客人玩上几圈。但梁启超不同意：“如此一来，满足了客人，主人岂不是很扫兴？不妥，不妥。”梁启超随即想出了一个五人打牌的办法：将东南西北四圈增加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圈，执到中字的人第一个圈在局外做梦家。第一圈打完之后，由执东字者出局，执中字者入局，如此类推。这一玩法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于是，那天晚上，牌桌上出现了五人轮流上阵的奇观，让人不得不叹服梁启超在牌桌上高人一等的创造性。

　　三人麻将玩法就是把36张万字牌和4张北字牌拿走，只留筒子36张、索子36张和东南西中发白24张，共96张牌。三人只准碰牌不准吃牌，于是三人也可以作“三缺一”的牌战。

　　梁启超虽然热爱麻将，但战绩糟糕，十打九输。但这并不妨碍他将玩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比如，他曾有理有据地把麻将和救国结合起来：“麻将不能不打，要救国一定要打麻将。打麻将可以观察人的品格，还可以锻炼坚忍精神，一坐下去不论胜负，一定要打完四圈。同时即使前三圈都失败了，还有翻本的希望，我们国家和别国竞赛，败了也不能气馁呀！这种精神可以在麻将桌上锻炼出来。”

　　为学生证婚 训斥新人

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

　　1926年农历7月初7，北京北海公园，彩灯高悬，欢声满堂，一百多位宾客正在参加一场特殊的婚礼。新郎、新娘都是二婚，这在传统道德仍浓厚民国初年，却是一幢奇事。新郎是著名的诗人徐志摩，新娘是才女陆小曼。

徐志摩

　　徐志摩曾经结婚，并育有两个孩子，后来他移情恋上了陆小曼，并不顾家人反对，要娶陆小曼入门。最后，徐父勉强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必须请梁启超做证婚人。梁启超反对他们“使君有妇”、“罗敷有夫”之间的恋情，也规劝过徐志摩，碍于徐志摩之父和胡适的情面，梁启超答应出席证婚。

陆小曼

　　闻听梁启超主持徐志摩的再婚仪式，不少人都慕名前来，想来现场听听梁启超的致词。婚礼上，梁神情严肃，劈头就是一句：“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接着，他板着脸声色俱厉地教训道：“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徐志摩面露惭愧，连忙求师傅不要再说了。

　　事后，梁启超在与儿子谈起这件事时说：“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狗屁分三级

　　在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里，有一篇纯游戏性的文章，蒐集了他自己觉得格外好笑的笑话，其中一个是关于狗屁的。

梁启超致建霞书札 纵22.5厘米，横12.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某年，一位学政负责按试某县，童生卷子乱七八糟，根本都不会写八股文，评了半天，勉强依照规定录取了三名。卷子上得写评语，怎么写呢？第一名的评语是“放狗屁”，第二名的是“狗放屁”，第三名的是“放屁狗”。有人看了考官评语，纳闷地问：“都用同样三个字，有一二三名差别吗？”考官解释：“这里面学问大了。第一名的，是人，但偶尔放放狗屁；第二名的，是狗，放的当然是狗屁，不过除了放屁还有别的本事；第三名的，就是除了放屁，别的事都不会的狗了！”

　　死因：竟然是因为被切错肾？

　　1929年，梁启超在北京逝世，关于他的的死因，却一直都充满疑云。

　　1926年，梁启超忽然之间患上了便血病。在医疗技术并非十分先进的年代，变血症的死亡率极高，梁启超的身体素质也是一日不如一日。梁启超的好友丁文江建议梁启超到当时拥有较为先进的西医治疗技术的协和医院进行治疗，梁启超也听从了丁文江的建议。

　　3月16日，协和医院的主治医生刘瑞恒为梁启超进行手术，将梁启超的右肾切除，以此方法来进行治疗。但是，治疗效果却十分的小。之后，又为梁启超拔掉了七颗牙齿，仍旧没对病情有任何帮助。

　　在之后的进一步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梁启超的病情之所以没有得到很好地治疗，真正的原因是医疗事故。在主治医生刘瑞恒建议将右肾切除的手术当中，因为手术者的疏忽，错误的将功能正常的左肾给切除了，反而将需要切除的右肾留在了梁启超体内，从而使得梁启超疾病不断加重。一时舆论哗然，矛头直指协和医院，嘲讽西医“拿病人当实验品，或当标本看”。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案。

　　在发现了自己的病情之所以没有好转的原因是医疗事故造成的之后，梁启超并未有过多的责怪，反而毅然在《晨报》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协和医院辩护，并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责任编辑：子曰

转自：壹号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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